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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中的伦理学困境
http://www.gog.com.cn  12-07-27 16:12   金黔在线-新闻窗

  一、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及其正向作用

  民主社会的建设需要大众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但分散的民众的力量有限,要整合、汇集人民的力量并非易事,而且人民也缺少政府所拥有的可用资源,因此一般民众要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是十分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机制为民众提供所需的信息及平台,而新闻媒体恰能提供这两个条件。新闻媒体可以提供信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大众传媒发展至今,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平民百姓的生活,大至政府部门的决策。海量的信息使得民众可以及时地了解社会,及时地知道政府的决策和所作所为,从而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社会、政府部门提出批评和建议。其次,媒介提供了意见形成的自由市场,实现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要求下,人们可以通过媒介提供的平台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观点,形成自由的思想市场。

  舆论监督就是“运用大众媒介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物、公共事务和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活动,并用舆论的力量促使它们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行为”①。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媒体和公众的舆论监督意识逐渐加强,逐步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对政府相关部门或公众人物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促进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而媒介技术的进步又使得舆论监督的平台进一步完善,随着网络的兴起,舆论监督的力量也越发强大,庞大的媒介网络使得权力部门无法忽略舆论的声音,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就愈发地强大。

  二、舆论监督的公正性探讨

  在2009年的“70码”、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郭德纲徒弟打人”等事件中,媒体均扮演了舆论监督的角色。媒体在这些及诸多相似事件中的参与使得这些事件在大众的目光聚焦中进行,其初衷无疑是试图公开事实、减少干扰因素,监督事件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得到处理。但舆论监督在这些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并非都是正向的,在1997年警察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判决书中,竟出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词句,媒体的介入左右了原本应当独立的司法审判,使得舆论监督的公正性受到怀疑。这样的舆论介入则有了凌驾司法之上造成“媒介审判”的嫌疑。

  “媒介审判”一词最早源于西方国家,是指媒介在真正的司法判决前对被告进行道义上的审判。在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制度,在案件审判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但在大众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舆论信息通过各种媒介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有主观情感的个人,很难不被媒介信息所影响而完全保持中立。

  在我国,媒介审判集中出现在当事人有特殊背景的案例中,例如“70码事件”、“李刚事件”等,肇事者通常是富二代、官二代,是国内处于权力金字塔上端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国媒介审判的特征之一。那么在这样一种媒介和舆论偏向弱势群体的情况下,人们的判断是否比屈服于强使权力之下时更公正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完整的美德的最高级别,“公正的人不仅能在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实践美德,而且在与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也能够饯行美德”。②也就是说公正不是作对了一件事,而是在整体的道德天平上保持平衡。据此,我们在讨论媒介对司法案件的报道时,不应当只考虑对受害者是否是公正的,在涉及到肇事者的内容时,公正同样应该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被秉持。媒体为弱势方发言,替弱势方诉求公正的行为不能扩大为其在报道中整体行为的公正性。因此,只有当媒体做到客观真实地摆事实、不在叙述中加入有情感偏向态度偏向的内容时,媒体的监督报道才具备了公正的前提,在引导大众舆论时才不会产生为了保证一种公正而牺牲另一种公正的结果。

  在“富二代”、“官二代”肇事的案件中,公众和媒体对案件尤其关注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仇富仇权,而是畏惧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可能产生的不公正。但是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不公平的行为与不公正的东西是有区别的,产生不公平行为的那个东西是公正的。因为不公正的东西是由于自然或者颁布法令才不公正的;当这事已经发生之后,它才是一个不公平的行为,但直到那时它只有不公正”③。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权力和金钱本身并不是不公正的,虽然有许多不公正的社会行为和现象都是由于权力的倾斜导致的,但这是由于部分不公正的社会规则导致的。并且,在一项不公正的行为发生之前,我们并不能说它是不公正的。在这些事例中,虽然过去的经验导致大众看到了不公正发生的潜在可能,但不能以过去的经验论断将要发生的事情。

  与“公正”相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公道”,“公道是不属于法律的公正,是对法律公正的一种纠正”④。法律是对人的行为作出的一些规范,而人的行为是无法精确衡量的,因此在法律规定之外必然有一些例外,在这样例外的情况下就需要公道来对其补充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公道是优于公正的,但并不意味着公道优于整体的公正。因此,在有法律可循的情况下应当遵循法律的判定,在例外出现的情况下,说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处其境会说出的东西,就是正确的。

  那么,媒介和大众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道和舆论监督时怎样才是公正的呢?首先,信息的真实、透明、全面是必要前提。媒体在报道中对某些信息的刻意强调或刻意隐去都会导致其出现明显的偏向性,不能使受众在信息接收时理性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其次,媒介的报道不应当干扰法律审判的过程。郭赫男教授提出,“舆论关注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一审和二审判决之后,主要针对审判的结果进行评判”⑤。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可行的,如前文所说,不公正的行为只有在其发生之后才能被定义为“不公正的”,因此,从法院的审判结果可以看出是否存在由权力因素导致的不公正,如果存在,则对其发表意见,通过舆论的力量纠正这种不公正。同时,在对是否不公正进行判断时,不因将对被审判者的偏见带入其中,例如对交通肇事的判罚不能够因为其身份的特殊而被归为特例,法律可以进行判断的内容不需要在它审判的天平上加上道德的砝码。

  三、舆论监督中的“方法善”与“目的善”

  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为了获取充分的信息,特别是一些不愿被公开的信息,媒体有时需要借助一些特殊手段。暗访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媒体试图采访一些不愿合作的对象,或是揭露一些不法行为时,暗访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采访对象隐私的侵犯。另外,随着网络的发展,“人肉搜索”成为一种新现象。在一些事件发生后,公众自发地搜集当事人方方面面的资料并将其公诸于众。这种未经他人允许公开他人资料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正当也不能被接受的,但似乎在被揭露对象是不法分子或在公众印象中“丑恶”的人时,这种手段则成为一种正确的“善”的选择了。那是否说明,当我们出于正义的目的而使用某种非常手段时,这种手段也就是正当的了呢。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关于方法善和目的善的思辨。摩尔认为,一件事是否是善的应当分为两方面来衡量,一种是它“作为手段是善的”,另一种是“作为目的是善的”。对隐私调查来说,如果把它当作目的,显然是非善的,这可以通过简单的道德判断得出。但作为手段来说它是否可以是善的呢?摩尔给出了判断方法和目的是否是善的一条原理:“当我们断言一行为是最好的处置时,我们就断言这行为及其后果一起所提供的内在价值的综合,大于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⑥对这条原理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可能的解读,其一为这种手段较之其他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其二为后果是善的,且后果和手段的价值和大于其他组合,其三为虽然后果是恶的,但手段的善减去后果的恶的剩余价值仍大于其他组合。

  在对暗访、人肉搜索等手段是否是善的讨论中,同样应当考虑到这几种可能。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手段本身的价值量并不高,不能被归为是善的,但是根据其目的的不同,还是要分为不同的情况讨论。第一种是当目的的价值量也不高时,也就是说仅仅为了满足大众的猎奇、娱乐心理而对采访对象的隐私进行探查。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手段和目的组合的价值量是不符合善的要求的。另一种情况则是出于正向的目的,例如打击不法分子、揭露黑幕等,在此时,后果的善要大于手段的恶,善的价值量有剩余,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善。

  结语

  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舆论监督本身应当遵照一定的规范进行。不是所有打着舆论监督旗号进行的行为都是正当的。而考量一种行为是否正当可以将其还原到最简单的伦理学原理,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媒体和公众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应当更加理性,本着公正正当的原则,选择一种合乎伦理学要求的、最优的方式进行。在合理的秩序规范下,舆论监督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正向作用。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学生)

作者: 吴梦旎  编辑: 李茂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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